用對話拉近彼此的距離
近期為台灣電視劇標出新高度的作品《我們與惡的距離》描繪的是一起隨機殺人事件後，牽涉其中的多方人等，在他們的生活中如何持續餘波盪漾。這些不同的角度，來自包含被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媒體工作者、其他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屬等等，呈現了深刻而立體的內心世界，而片中正好有幾對伴侶的互動，也讓我想了很多，覺得很值得用這些例子來說明伴侶關係的一些重要研究。
對我來說，如果要問這部片最想提倡的「行動」是什麼，或許可以用「暫時放下成見，增加有品質的對話以促進彼此之間的了解」作為代表，因為對話往往可促進瞭解持續增加，進而能夠真正看見每一個人都有複雜而豐富的面向，不該被簡化為一個狹窄的類別或標籤。最讓我回味再三的，是片中不斷交織並陳外在社會發生的衝突，以及眾主角們家中產生的歧見和摩擦，這些大大小小的碰撞，好像也在告訴我們，「好好對話」不只適用於社會中的相對團體，如加害人與被害人、助人者與病患及家屬之間，同樣的也非常適合、甚至可以說是「更需要」練習使用在親近的伴侶和家人關係中。
對話能夠解決問題嗎？
對話，這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動作，實際在進行時卻大有學問。有的人可能會像既是新聞台主管又是被害者家屬、自己婚姻也陷入困境的宋喬安初期一樣，動不動就說：「我和他（先生）沒什麼好談的」，因為過往和對方總是兩句話就開始互相指責，已經有太多談不出正向結果的挫敗經驗，誰會想一再白費力氣呢？
有些人則可能會像劇中的加害人李曉明的父母一樣，面對律師王赦邀請他們與受害者家屬進行修復式對話時，內心擔憂著：「我自己也不知道孩子怎麼會做這種事，我哪能彌補這些家庭的傷呢？」他們很難想像，就算和受害者家屬聊感受、想法、遺憾，聊他們所認識的兒子，對於既成的傷害有什麼用呢？這些擔心都很有道理，他們點出了：帶有攻擊性的「說」，以及擔心無法提供解決方案的「聽」，可能都會阻礙有品質對話的產生。也可能有人會想接著問：「就算好好對話了，那又如何？事情就能有所解決嗎？」這邊我想拉回伴侶關係的層面來談談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