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被妳知道嗎，我前幾天去一個羅老師那邊算牌，算得超準的⋯⋯」男人一回到家就興沖沖地說。
「你說那個長得像狐狸精的老師嗎？看你發漏她臉書很久了⋯⋯」女人說。
「妳怎麼這樣說人家，她也是研究很久了好不好，而且她的諮詢費很貴耶，一小時要三千多，不一定排得到。」男人又白目地補一刀。
「好啊，那你說看看她講了什麼？」女人說，嘴角輕微上揚。
「她說我最近工作運氣不太好，常常會遇到小人，要我小心一點，不是自己的事情不要插手。靠，超準的，如果早點去算的話就不會被Jason捅那一刀！」男人說，臉上掛著笑容繼續滑那老師的粉專。女人心裡幽幽地想：這件事老娘不是800年前就跟你說過了嗎？當時不信我，現在才信她，是哪招？
算命，是為了掌控那些不可控
我之前常常酸那些「真正愛妳的男人會做的七件事」、「愛上就不會放手的星座前三名」的文章，我總是不能了解是什麼樣的雷電交加的機緣，讓一個人的感情選擇需要依靠命運、星象、還有專家的說法。
後來我發現，這樣的想法其實有一點偏頗，而且並沒有辦法看到事情的全貌，因為人是討厭不確定感的動物。當一個人遇到一些不可控制的事情時候，他當然希望會去找到一些相對來說可以讓自己安心、或者可以讓自己比較有控制感的方法。我想起某一次上課的時候系主任問在座的準諮商師們一句話：「當你的人生遇到一些沒有辦法解決的痛苦的時候，你會去找諮商師，還是會找宗教的支持？」
雖然說是這樣說，但當「命運好好玩」之類的話題出現在情侶溝通之間，可能就不是那麼好玩了。
為什麼我說的他都不信，專家說跟我一樣的他就信？
「我在想，夢裡面那個孱弱的老太太，會不會是妳對死亡的恐懼的一種投射？」某次一個學弟和他的女朋友討論彼此的夢，因為已經相處很久了，他很快就跟現實中她的生活事件做了一些連結。
「哪有，你不會就不要亂說好不好，你以為你歐曼阿？*」她說，結果一個月之後，她的諮商師說了一樣的話，她就相信了。學弟很生氣，為什麼自己所說的她都不相信，諮商師只是輕輕的點一下她就相信了？
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妳忠告自己的伴侶要小心公司某一個小人，不如爽報上面星座運勢的一句話；妳勸他最近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卻比不上他去找塔羅老師的一句叮嚀。關於這個議題，其實有兩個可以思考的點：
1.越真實，越否認
否認（Denial）是一個常見的心理防衛機轉（邱珍琬，2016），當一個人覺得妳描述的狀況和他真實的自己很貼近，但那個狀況又是他所抗拒不能接受的時候，第一時間會採取否認的方式，「我哪是那樣！」、「我才沒有好不好！」、「哪會那麼衰！」，尤其當妳去「挑戰」他的否認的時候，他更不會承認，因為他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去接納這塊，屬於自己的陰影。所以，當他在星座、命理、或者是其他老師第二次跟他說的時候，可能已經到達「比較可以接受」的時候了。
2.訊息的可信度，要看傳播者
許多傳播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顯示，（Gladwell，2015）傳播者（就是告訴妳這個訊息的人）是誰，也會影響妳是否要相信這個訊息的內容。一般來說，我們會對於專家、或者是在某一個領域有研究、有聲望的人，感到信賴，也比較願意尋求他們的意見。
妳始終在乎的，都不是他信不信
其實，不論是上面學弟解夢的例子，或者是妳日常生活當中對伴侶的叮嚀比不上一位命理老師，妳始終在乎的都不是那些星座命運，而是他是否信任別人，大過於信任妳。過去的許多研究當中大概都可以發現，感情裡面最珍貴的成分，是我們可以在這段關係裡面獲得保護、重視和信任（Feeney、Collins，2001；Rusbult、Martz與Agnew，1998；Vinkers、Finkenauer與Hawk，2011），而且這過程是「互相」的。當他寧可去相信一個無關緊要的人卻不相信妳的時候，內心的那種難過，可能促發了妳被否定、被看不起、或是被拋棄的擔憂——尤其是，當那個「老師」還有可能是妳情敵的時候——就像一開始的那個例子。
當然，有時候說出自己真實的擔憂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們常常會透過一相反的話如「你那麼愛相信就去相信好了」、「反正你沒有我也沒差」、「對啦，她說的都對啦我說的都吃屎啦」等之類的話，來落入他「妳又在情緒化鬧彆扭」的圈套（黃之盈，2016）。其實妳，遠遠還有別的選擇。
誠實的說出：「聽你說，你很相信那個命理老師的話，可是我之前明明有跟你說過一樣的，我心裡其實有點不是滋味（最重要的是這句）。」然後邀請他說說看他的想法，或許妳也有機會，跳脫出以往，重複爭吵「其實我不重要吧」的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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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曼讀夢團體創始人，有興趣者可見Ullman（2007）。
延伸閱讀
Feeney, B. C.、Collins, N. L. （2001）。 Predictors of caregiving in adul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 attach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Articl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6），頁 972-994。
Gladwell, M.（2015）。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引爆趨勢：小改變如何引發大流行–典藏紀念版）（齊思賢譯）。台灣：時報出版。
Rusbult, C. E.、Martz, J. M.、Agnew, C. R. （1998）。 The Investment Model Scale: Measuring commitment level, satisfaction level, quality of alternatives, and investment size[Article]。Personal Relationships， 5（4），頁 357-391。
Ullman, M.（2007）。讀夢團體原理與實務技巧（汪淑媛譯）。台灣：心理。
Vinkers, C. D. W.、Finkenauer, C.、Hawk, S. T. （2011）。 Why do close partners snoop? Predictors of intrusive behavior in newlywed couples[Article]。Personal Relationships， 18（1），頁 110-124。 doi: 10.1111/j.1475-6811.2010.01314.x
邱珍琬（2016）。圖解諮商理論與技術。台灣：五南。
黃之盈（2016）。從此，不再複製父母婚姻：35種練習，揮別婚姻地雷，找回幸福。台灣：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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