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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歲月尾巴 勇敢作自己:加倍把握人生的阿嬤

 

文/勇哥

前言:「我們第一次都會和對方說:『先生借個火吧,現在幾點?』也不敢講自己真正的姓名,其實是很怕。以前人跟人之間的信任感較弱,較會防衛自己。我們那個年代,活動場所與機會很少,就是新公園而已。新公園是一個很複雜的地方,去那裡都要用假名,而且要裝得很少去啦。那時候在那裡發生了很多事情:被恐嚇呀,造成很多人心裡很害怕。對感情的事,就看得比較淡啦。玩一玩就算了。」

★先生,借個火吧,現在幾點?

身為家中三兄弟最小的阿嬤,出生在民風純樸但保守的台南鄉下。在台灣經濟發展的七○年代,阿嬤國中畢業後就跟著朋友的介紹,離開鄉下到台南與高雄從事當時新興的配眼鏡行業。依照阿嬤的說法,「配眼鏡」不僅利潤高,還象徵有社會地位的行業:「那時候,眼鏡行的工作是很高尚的職業。」但從鄉下到都會的空間移動,並沒有讓原本被壓抑的同志情慾得以開展,阿嬤仍帶著鄉下保守傳統的觀念生活,相對於現在的開放與活躍,阿嬤說:「在鄉下這麼保守,在鄉下你敢這麼騷嗎?會被別人笑死呀!」

在鄉下,因為人際關係緊密,鄰里之間的耳語對生活在其中的人有著莫大的規訓,阿嬤就說:「如果別人知道他們的子女是同性戀者,那輿論壓力會非常的大,會被講得很難聽!那時候的觀念就是寧願你做壞事,也不願意你變成同志!你的兒子做流氓已經很不好了,但如果變成同志,那是最糟糕的!」因此,阿嬤雖然從小就有同性戀傾向,頂多也只是去男廁所偷瞄別人,去高雄後,在店裡顧店,看到帥氣、穿白衣服的海軍走過,覺得自己很欣賞男人,但卻不曾將同志情慾的追求付諸行動。

真正經驗到同性情慾是在退伍後來台北,到了風聞已久的新公園(註2),原本只想玩個幾天,結果讓阿嬤開眼界,見識到同志生活的樂趣,從此留在台北至今30幾年,阿嬤說:「那時候二二八公園真的很好玩!那時候新公園很暗耶,那裡樹很多啦,隨時去晚上啦,樹底下都有人在做愛啦,連下雨天拿著雨傘也都在那邊做啦!那時候那裡公廁很不乾淨、很髒,而且很多都沒有抽水。(那進去做什麼?)進去做愛呀!我們那個時代都這樣。只能使用公廁,沒辦法就是這個環境。沒有像現在的三溫暖場所,這麼好、這麼方便,而且可以馬上去洗。所以那時候出去要帶衛生紙。」

★在恐懼中找出口的同志情慾

在那個同性戀仍是社會禁忌的年代,同志公開交往的空間被社會對同性戀的恐懼所擠壓,即使在新公園這樣的男同志場所,每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都被社會對同性戀的厭惡與恐懼所阻絕。那時,同志要認識彼此就需要發展出種種保護自己的策略。

阿嬤說:「我們第一次都會和對方說:『先生借個火吧,現在幾點?』都不敢講自己真正的姓名,其實也是很怕。」他總是感嘆,「以前的人跟人之間的信任感比較弱,比較會防衛自己,所以我們那個年代,活動的場所與機會很少,就是新公園而已。新公園是一個很複雜的地方,去那裡都要用假名,而且要裝得很少去啦。或者是我們要注意,因為那時候在那裡發生了很多事情:被恐嚇呀,造成很多人心裡很害怕,他們對於感情的事,就看得比較淡啦。玩一玩就算了。」

那時的同志都有很深的恐懼:怕對方以自己是同性戀這件事要脅,去工作場合找麻煩、會向自己家人告密、會向學校老師揭露。在眼鏡行工作的阿嬤擔心工作受到影響,因此不敢與人交往,所以阿嬤認為自己的條件很差:「我那時候的條件真的很差,因為我們在那裡做生意呀,有個麻煩的人去那邊講說怎麼樣的話,因為你那個人還住在那,這樣我會很怕。」

加上當時男同志多半都有家庭,更恐懼自己同志身份的曝光,「要顧慮到家庭,要顧慮到社會對你的看法,所以對感情的事情,看得比較不會那麼重啦,他們會認為在那邊的感情是假的。」如果彼此看對眼,就跟去他做愛,做完愛就當作不認識,因此那時男同志圈流行用「一杯水」來形容同志間的性互動,把對方當作一杯水,喝了,就當作沒事。從這個角度來看,長久以來很多人認為「同志圈沒有愛情」的印象,並非同志的本質,而是社會歧視同性戀造成同志情感無法自由與公開發展的結果。

這種人際之間的恐懼,讓同志社群無法成為彼此訊息分享的平台。阿嬤來台北已經很久後,都不知道有Gay Bar。阿嬤說:「那時候資訊很少,而且我們又不敢跟別人去多交談,也許你在那裡多交談,也會獲得一些新的訊息,像我們就不敢了。」

★戴著面具的婚姻,很辛苦!

在家庭婚姻的壓力下,阿嬤30歲結婚,這段婚姻維持十年之久。與多數進入婚姻的男同志一樣,阿嬤陷入家庭責任與同志情慾的掙扎之中:「其實在結婚那期間自己是有出來(從事同志情慾活動),回去的過程,感覺到有罪惡感。」婚姻生活要不斷偽裝,因為「這個不能被發現啦!被發現還得了!」而且這種偽裝必須要全面性的,包括生活每個細節:「其實就是你要生活正常嘛!你不能一天到晚都去喝酒,時間久了,她會懷疑。有時候就是到外面辦事情,頂多要一個鐘頭,二個鐘頭就回去啦。

如果失蹤了整個下午或整個晚上,會被起疑。」那段過程,對阿嬤來說是很痛苦的,阿嬤對這段婚姻的總結是:「帶著面具做,很辛苦啦!」婚姻的結束是因為阿嬤妻子的離開,對於這樣的結局,阿嬤反而感到解脫,多年之後,他平靜地說:「我覺得也好啦!」因為認為小孩跟著自己的母親會比較好,所以把監護權給女方。對於妻子的離去,阿嬤寬厚地認為自己沒有資格抱怨,因為「我們也有對不起人家啦!」

★可以玩,又可以賺錢的工作

離婚成為阿嬤生命中的轉捩點。經過了十年痛苦的婚姻,阿嬤決心要過自己的生活,「這才是我們自己要過的日子。就是把原形給現出來啦!不然自己也每天在擔心受怕。」那時正好阿嬤的同學要轉讓三溫暖的經營權,阿嬤想「來這邊,每天可以看到這麼多的人。以前都是為了環境賺錢呀,現在這個興趣,又可以玩,又可以賺錢,那也不錯啊。」在兼顧自己的生計與同志生活,阿嬤以同志三溫暖經營者的身份正式迎接自己同志生活的到來。

經營男同志三溫暖最大的挑戰來自於警察的臨檢,阿嬤是在多年實戰經驗中學習回應國家法令對同志打壓的能力。阿嬤提到一次三溫暖被全面臨檢,其中一位客人因為害怕,在筆錄時承認自己在暗房中與男人發生關係,因此被檢方以「公然猥褻罪」起訴。阿嬤一路陪同出庭,他從聆聽法官的問話中,學習到「把門打開」是構成「公然」的要件,從此阿嬤在面對警察的臨檢時,就不再恐懼:「那個法官他看筆錄的內容,就問:『那你們在房間有沒有把門關起來?』我們就說:『有把門關起來,是警察敲門我們才把門開著』,法官就判我們緩起訴,因為法官認為我們是在關門的情形下,做出一些動作,不是屬於公開的場合,所以我們是無罪的。」

阿嬤經營的三溫暖總是客人不斷,那是因為他自有他經營的一套,關鍵在於他認識每個客人,「每個客人我都可以認得出來,每個客人進來時我都可以了解到他的情況是怎麼樣,我不能裝作一個屎臉(台語,壞臉色)來招待客人。」訪問當時,巧克力大哥在場,巧克力大哥立即附和著說,「他就是能讓每一個客人進來之後,感到十分放鬆。比如說我,就有這樣的感覺。然後他就會關心每一個人,就每一個人都問。你看他坐在櫃檯,讓每個客人進來,都知道他的愛跟用心。」

★真實面對自己,才是真正的放鬆

對客人的關心不是工具性地出於生意的需要,而是發自內心對同志的關懷。透過三溫暖,阿嬤成為男同志們請教的對象,尤其是情感問題更是阿嬤常處理的疑難雜症。對於同志的感情問題,阿嬤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分手是無所謂啦,但不要傷害到對方!我就講說,如果不會處理感情,就不要去談感情!你今天不要認為別人變心就自己在那裡怪東怪西。除了感情,還有金錢。我就說,談感情就談感情,不要有金錢來往。你連感情都處理不好,你還要處理金錢。這樣會更麻煩!」
 

這番話的口氣,充分透露出阿嬤彷彿是每個客人的長輩,一方面安慰經歷創傷的晚輩,但另一方面又指導晚輩自身不足與需要改進之處。

因為阿嬤不與人計較,因此能廣結善緣;又因為阿嬤信守諾言,因此深受男同志的信賴。和客人之間發展出深厚的友誼,客人反倒像家人,「來這裡,大家比較熟、比較親切,所以大家都玩得比較開!」許多在生活中仍必須戴著面具生活的中老年男同志把這裡當作生活中唯一可以「真實作自己」的空間。這種自己人在一起最自在的感受充分反映在他們之間的嬉笑怒罵,也成為這間三溫暖最溫馨的場景,當巧克力大哥在感激阿嬤陪伴他度過人生低潮,把他從自殺邊緣拯救回來之後,阿嬤就戲謔地說:「讓你活比較久,我以後老了之後都要給你照顧,不然到時候換尿布要找誰?」語畢,又是一場哄堂大笑。

走過大半人生歲月,看過大風大浪之後的阿嬤,輕鬆笑談人生種種,他帶著一慣笑臉、總結似地說:「真實的面對自己。這樣才是真正的放鬆。」看著穿紅戴綠的阿嬤,笑鬧穿梭在客人與好姐妹之間,我看到的阿嬤真的很放鬆,只是這個「鬆」又是在經過多少掙扎與勇氣所換來的?我倒反而羨慕起阿嬤的自在,不禁低頭捫心自問:「我是否也像阿嬤一樣真實的面對自己?」抬起頭來,想起初次見到阿嬤大紅亮片的誇張穿著,那紅也就不再如此刺眼,反倒溫暖了起來。

§【採訪後記:立志普渡眾生的阿嬤】

拿著初稿戰戰兢兢給阿嬤看,一週後如約到三溫暖見面。阿嬤一開頭就告訴我,隔壁鄰居一個女孩子看到公視播出的《無偶之家》,跑來問阿嬤「那是你嗎?」言語間我感到阿嬤對於公開出書這件事的些微擔憂,但阿嬤仍然堅定地說,可以讓大家看到老年同志的故事,瞭解他們是很有意義的事。我看到一個希望安穩過日子的生意人與希望為同志社群做事的運動者交錯的矛盾身影,在這樣的矛盾中,阿嬤總是堅持要為同志社群做事,這種堅持讓阿嬤已經從被動的受訪者變成同志運動現場常見的參與者。誰說中老年人總是固執己見、沒有再成長的空間?阿嬤做了最好的見證。

◎註1→《真情酷兒》廣播

同志廣播節目,由Vincent擔任節目製作人與主持人。播出時間超過10年。節目還成立哈囉網絡廣播網,可以透過網路收聽,聽眾甚至遠及中國大陸。Vincent每年都號召聽眾,組成隊伍參加台灣同志遊行。節目在2009年2月結束播出。

◎註2→新公園

台灣男同志公園文化的代表性地標。網路交友興起前,一直是北部男同志的重要社交空間。建於1908年,「新公園」名稱沿用將近90年,直到1996年,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在公園內興建二二八紀念碑而改名「二二八紀念公園」。

有關新公園與同志的情慾歷史,晶晶書庫負責人賴正哲訪談34位朋友,寫成的《去公司上班--新公園男同志的情慾空間》(2005年,女書文化出版)是代表性著作。白先勇描寫五、六O年代台北男同志的長篇小說《孽子》(1983年初版,遠景出版),完全以新公園為背景。

新公園因鄰近總統府,成為全台唯一午夜關門的公園,近年捷運台大醫院站設置新公園旁,才解除門禁。在過去年代,過了午夜關門時間,新公園的男同志就會轉往台大醫院舊館前的常德街聚集。1997年7月30日爆發過侵犯人權的「常德街事件」,15名荷槍員警對常德街展開大規模攔街臨檢,將四、五十名街上民眾帶回警局拍照,恐嚇要「持續臨檢到沒有人來為止」。後來,「同志公民行動陣線」發起緊急連署抗議、訪談當事人,並舉行座談會抗議此事。
 

 

※作者簡介

勇哥,五年級前段班,家中獨子,談了兩場自欺欺人的戀愛之後,30歲生日時決定要作自己,還沒有機會在同志圈中尋尋覓覓,即和目前伴侶進入長達17年的親密關係至今。在大學教書,專長老人福利,因此知道老年同志並不在台灣老年福利的想像中。2005年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老年同志口述歷史的計畫,原本預計半年完成的「研究」,竟然脫稿成了一齣欲罷不能的「人生劇場」,也因此一腳踏入同志運動。同是被社會污名的同志竟然無法得知對方的存在,橫亙在我們之間的世代差距,竟是如此不易跨越。阿嬤是我們這次越界到老年同志的關鍵橋樑,因為他的古道熱腸,彩虹家庭的三代同堂圖像終於完滿。

經營男同志三溫暖的阿嬤,總是笑臉迎人;年近60,皮膚卻異常光潔無皺紋,他的客人都暱稱他為「余夫人」。被稱為「阿嬤」,是青年導演陳俊志拍攝紀錄片時起頭叫的稱號,於是,晚輩同志們也都跟著叫。阿嬤的稱呼其實很精準地標示這一輩年輕同志從阿嬤身上所感受到的草根性,還有他願意幫助人的善良,一如聞聲救苦的媽祖婆。

他經營的三溫暖,不僅是男同志的消費場所,更是許多中老年男同志相聚一堂的「家」,一如陳俊志導演的命名《無偶之家》。第一次看到阿嬤是在誠品書店的影展論壇上,對於自己所做的一切,阿嬤都謙稱這只是他能力範圍能做的小事;但另一方面,他對影片中出現的主角如數家珍地一一述說他們的故事,充分顯露出他是真的把這些同志放在他的心裡。當時我就好奇,是怎樣的人生造就這樣一號人物?

 

 

本文摘自:基本書坊-「彩虹熟年巴士:12位老年同志的青春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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