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愛白網 Carey Young
愛爾蘭校園，尤其員工休息室有時會成為排斥同志的場所。
在愛爾蘭的學校里，同性戀和雙性戀教師如果公開性取向的話，會遭到歧視甚至解僱。在這個仍然是天主教佔主導地位的國度里，同志們遇到此困境的直接原因是一部允許信教的僱主以維護宗教規則的名義對僱員實施懲罰。
「當你身處學校體制內，你就陷入了學校的固有觀念里，陷入了孤寂當中。」34歲的里奧•吉爾羅伊(Leo Kilroy)說到，他曾經在都柏林市中心的一所天主教小學裡任教。
圖：里奧•吉爾羅伊，34歲，因為同性戀的原因離開教職，都柏林梅林廣場
「你很清楚如果出櫃的話肯定會遭受歧視。在那裡任職絕對是個挑戰。」
在愛爾蘭的社會中，教會的影響力已經被顛覆了，不像從前那樣主宰一切。這大概是由國家日益繁榮並加入了歐盟，大規模城市化，以及多發濫性醜聞等因素造成的。愛爾蘭最近決定關閉它在梵蒂岡的使館，這也使雙方關係跌落到歷史新低。
然而在學校和家庭這兩個關鍵的涉及道德觀念的地方，教會的影響力仍然存在，仍然受該國長期的天主教傳統所桎梏。
超過九成的小學和半數的中學都是教會學校。這些學校的董事會一般都是由一名教區牧師主持，並且，雖然教師工資都是國家撥付，教會仍然控制著招生和招聘。
吉爾羅伊二十八九歲時辭了教職並且出櫃了。
他現在做教師培訓講師，並且在一個同性戀和雙性戀的小學教師組織里擔任財務主管。這個組織有45名成員，代表了大約31，000名執業教師。
「我更方便出櫃的原因之一就是我遊離於教育體制之外。如果是體制內的話，必須強制的壓抑自己。」他說，「我認識一些同志教師，他們不但提升無望，而且必須忍受謾罵，歧視和調侃。」
態度也在變化
直到1993年，同性戀行為在愛爾蘭還屬於犯罪，而同性肛交可能遭受終身監禁。
在此之前，大多數人選擇了隱藏身份。20世紀80年代都柏林的同志遊行剛剛發端，只吸引了幾百人的注意，有些頑固分子還在嘲諷謾罵艾滋病。
從那時起，社會的態度就開始劇變。今年的同志遊行吸引了25,000人，成為了僅次於聖帕特里克節遊行的第二大遊行活動。
民意測驗顯示，大部分公眾支持同志婚姻，包括了許多天主教徒。
「上帝造人就是這麼造的。他們理應享有平等權利，」91歲的埃塔•傅愛蘭說，她當時是在去往都柏林的主要羅馬教堂的周日彌撒的路上。
不過在很多教室里，每天半小時的教義宣講和牆上的十字架仍表明了那些清規戒律其實並沒有什麼變化。
帕特里克•戴普西經常為了避免進入都柏林南城的學校而裝病。
「自始至終，我必須面對欺凌和辱罵，不敢走在走廊里。』
當你知道有人想叫你「娘娘腔」或者「搞基的」，你就知道你會在一大群不太友好的人面前難堪了，感覺簡直無地自容。
這位19歲的青年最終在畢業季的那年從這所天主教學校輟學了，而且對教員們的無動於衷感到很沮喪。「我覺得這固化成了校園風氣和文化，因為是教會學校，他們並沒有制定出應對恐同行為的政策，」他說。很不可思議，這在校園中變得公開化了。有位教師發表了恐同的言論。
宗教氣氛仍濃
雖然該國已經效仿其他歐洲國家為離婚和避孕立法，它仍是一個宗教氣氛很濃的國度，婚禮和葬禮都在教堂舉行，教規和洗禮仍然是必備的儀式和做法。在1937年制憲的時候，愛爾蘭政府還徵求了都柏林大主教的看法。在20世紀70年代，一個宣示天主教特殊地位的條款被取消了，但是憲法第一行仍然這樣寫道：「以最神聖的主的名義」並且對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有明確的規定。
當我們變得越來越開明的時代，民眾對治國理政的去宗教化道路興趣愈發濃厚，可是我們還沒看到主要政黨對去宗教化有一個強烈的傾向,」在考克學院大學任政治學講師的特麗莎•瑞迪說道。
「他們在向去宗教化方向前進的動作依然遲緩。」恩達•肯尼總理的執政聯盟已經保證尋求修憲以支持同性婚姻的可能性（這契合了主流民意），並且試圖減少教會學校的數量。
而現在，政府正集中全力欲把愛爾蘭拖出金融危機的泥沼，肯尼總理比較棘手的任務是處理飽受爭議的社會事務，於是教育的去宗教化就為資金缺乏而困擾。 政府還需要制定法律來闡明立場：一年前歐洲人權法院就裁定立法缺失會侵犯婦女人權，可是現在愛爾蘭墮胎依然是合法的。
關於就業的法規中，只有一條模糊不清的規定說要檢查評估同志教師所面臨的威脅，但是卻允許信教的僱主在「合理的必要」時，採取行動來保證員工和擬錄用員工不要違反他們的宗教習俗。
靜悄悄的革命
如今，年輕人已沒覺得出櫃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對都柏林的青年同志服務小組「BeLonG To」來說，他們的很多服務對象已經是14到15歲的年輕人了，然而在他們建立初期，服務對象都還是19到20歲的青年。 「BeLonG To」的聯合創始人邁克爾•巴倫說，「有一個靜悄悄的轉變正在進行中，在過去的三年中，「BeLonG To」的服務對象數量每年翻番，這是很典型的現象。」今年，2500多人參加了他們組織的青年小組，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通過郵件聯繫的。
巴倫在學校里的工作是提升社會對LGBT人群的知曉度以及反對恐同言行等事務，他表示這也存在巨大問題。
學校管理委員會和校長的態度是關鍵，因為他們絕大多數人都已不是修女或者牧師。
「一些和我們曾經合作得最好的教會學校對我們的工作造成了阻礙」，巴倫說，「我們曾聽說過老師告訴學生，同性戀是有罪的。」 「教育系統仍舊有天主教的傳統，某種程度上，不僅僅是傳統，而是教育與授課的方式」，巴倫說。「我們想知道更多在學校里沒有出櫃的同性戀教師，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些同性戀教師可以為年輕人樹立重要的行為榜樣，尤其是對於在困境里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認為自己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同志或者跨性別。
相愛但無法結婚
圖：琳達•庫倫和她的伴侶費爾格•尼•波羅恩，位於她們在南都柏林郡黑石村的房子里
對於費爾格•尼•波羅恩(Feargha Ni Bhroin)來說，在她任教的非教會職業技術學院里，她的拉拉身份完全不是問題，問題出在她的家裡。問題出現在，當尼•波羅恩和她的伴侶琳達•庫倫 (Linda Cullen)成為一對雙胞胎女孩的父母時，法律在此出現了真空。
根據愛爾蘭法律，庫倫與她們的女兒沒有任何關係，她不是孩子的親生母親，她不但不能收養她們，也不能成為她們的監護人，因為她無法在孩子的出生證明上署名。「如果我們分開了，我沒有權利保障，更重要的是孩子們也無法對我要求權利，所以如果我不想提供撫養義務的話，我就可以不提供」，這個都柏林居民如是說，她現在一個電視節目運營公司工作。
去年公布的一項法律，給予了登記為民事伴侶關係的同性伴侶與已婚的異性夫妻同等的財產權利，但是這種權利又不完全平等。這就意味著同性伴侶的孩子，甚至這些已經登記為伴侶關係的同性戀的孩子，不被法律所保護。「孩子知道我就是他們的母親，我每周三、周四和周五上午都陪著他們，但是法律卻不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