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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男人像小孩」而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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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我和莉莉聊天,她是個時髦的四十四歲女人,戴新潮眼鏡,留著挑染金色的深色長髮。

我們約在酒館見面,她穿野戰褲和鑲藍色假鑽的Bebe 牌T恤。她受過律師訓練,現在是房地產經紀人,但樣子像藝術家或搖滾歌手。莉莉曾維持十年以上美好婚姻的典型低衝突「門面」,如她所言:「我們是宴客高手,一直到充滿仇恨的最後。」她嘆氣。

她和丈夫馬克居住的鄰里,有類似希德莊園的習俗。和大多數廉姆的鄰居一樣,莉莉和馬克嚮往傳統式婚姻,就男主外女主內而言。莉莉欣然放棄她的事業,在家撫養兩個小孩。她說:「我樂意這麼做。但我真的認為,現在教養子女很困難。如果你負擔得起留在家裡,會比較容易,對孩子也比較好。」馬克同樣自覺地想做一個「返祖者」,莉莉說:「就像回到一九五○年代。他是家計負擔者,會說:『我老爸那代的男人搞砸了!』」

儘管他們真誠喜愛一九五○年代的婚姻分工方式,但莉莉同時也想像,或許不可避免地,她和丈夫是二○○○年代流行的共同父母。第一個孩子出生後,莉莉埋首於她所謂的「嬰兒戰鬥營」,全心埋首「做媽咪工作,而且只做這一樣。」聽起來,這也像當代的典型育兒婚姻,育兒責任不受其他夫妻角色或優先權影響。

而且莉莉告訴我,她結婚時滿腦子懷著生孩子的想法,和我們很多人一樣。期間,馬克是唯一的家計負擔者,忠誠和負責。但第一個孩子出生後,他開始從配偶蛻變成新小孩。當他們斟酌要不要生第二個孩子時,他直截了當告訴她:「我們不要老二,因為那會把我變成老三。」

我驚訝地問:「他不覺得把自己定位成小孩丟臉嗎?」他在爭取更多注意力。我對他說:『喂,我們是一起當父母,不是你當小孩。』」

接下來十年,莉莉和馬克的婚姻,漸漸適應了低衝突憂鬱婚姻慣有的「磨損唱片紋路」。隨著時間一年一年過去,婚姻變得「愈來愈真實」,但留給她「空虛和麻木」的感覺。

但他們的憂鬱有新的曲折和來源,這個婚姻和男人窟一樣,有明顯的混種問題:負責的一九五○年代家計負擔者「返祖」丈夫,只想當第三個小孩。不論馬克想像自己從家計負擔者的角色,得到什麼男子氣概的肯定,他寧可用來交換當他自己兒子的特權。這是一個有趣的想法,因為歷史上兒童是家庭中最沒有權力、最少特權、最常被找麻煩的成員,一個你想長大擺脫而不是進入的角色。

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莉莉幾度回到這個主題:馬克的角色錯亂問題。

莉莉說:「在他父親的父親的世代,他們是『男人』,把妻子當作小孩子對待,使她們變成像兒童。但現在女人是母親,沉著冷靜、精明能幹,於是男人把自己變成兒童。」當莉莉終於提議分居時,馬克宣稱他「不相信分居」,想趁他們還年輕直接離婚。她說:「他不想平分一切」,最後她搬出自己一手替家人打理的房子。「如果我只帶走身上穿的衣服,他會很高興。他的觀點是:『這是我給你的。』他認為他給了我一切我要的東西——房子、關懷、孩子和安定。既然你不要了,那就走吧。」

我意識到我以前聽過這個說法:在憂鬱的復古婚姻,養家活口是「禮物」。我不知道古老的一九五○年代丈夫,是否有此想法或描述他的角色為禮物。也許他認為自己別無選擇,只能供養妻子和小孩,也許他認為婚姻和子女是先導者,首先給予他目的和責任感,而且他的男子氣概是用照顧妻兒來界定。也許他認為男子漢的角色,比青少年的角色更愉快和優越。也許他認為禮物是互惠的,因此根本不是禮物,只是婚姻。

但馬克知道他沒「必要」做這些事。他們可以雙雙工作;他可以當一個勤勞的全職爸爸;他甚至可以狡猾地替自己設計一個「湯姆丈夫」婚姻。畢竟,任何事都可能,婚姻安排不再是強制或規範的。復古的安排在馬克看來是禮物,不是分工。分工是不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論多可憎,至少它的普遍性和它對男子氣概的肯定具有安慰作用。

而他的禮物換來了什麼?他的家庭,當然,還有他的子女。但他得到的關懷遠不如他的子女,在育兒婚姻的後浪漫習性中,他的地位被貶到老三。不像廉姆的同志闢出一條懷舊的退路,躲進熱帶島嶼車庫尋求兄弟情的慰藉,馬克仍渴望妻子陪伴他出席派對和俱樂部的社交場合。不過,他在另一處上很像廉姆的鄰居,他直覺認為那種樂趣和引人注意的特權,似乎只在孩子的角色中持續光榮存在。

那莉莉的犧牲,她放棄的事業和非親職生活,又換來什麼?孩子當然帶給她樂趣,但她並沒有得到一個真正的共同父母,反而換來第三個小孩,這個孩子不但吵著要求注意,而且嫉妒他們的子女和莉莉關係親密的娘家。全職媽媽幾乎是她在婚姻中僅有的角色,也是她的全部焦點,不像傅瑞丹時代的妻子角色,儘管壓抑但更多面向,那時你可以因為派對辦得很精彩、打扮入時等而受到推崇,也不像一九七○年代擁有一切的妻子所擁抱的更任性、解放的角色,那是我們上一代一些母親享有的角色。

馬克的「禮物」,對他來說似乎成本太高,對莉莉來說,似乎收益太少。

解決之道不是再強加浪漫全盛時期的共識,那時候的父母親被他們的角色綁死,不論他們喜歡與否。但至少在這個例子,一個婚姻的時代錯誤,明明處於後千禧年的選項、感性和態度,卻選擇認真擁抱一九五○年代的育兒安排,效果也不怎麼好。我問莉莉,是否知道他們能做什麼來解決問題,她不確定。如果他們做點偏離常軌的事情,例如休婚姻假,給彼此一些分開的「成長時間」,也許他們能保住婚姻。但話說回來,也許做什麼都不能挽回這個婚姻。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有一度她用無可奈何的態度,而且不特別憤怒的語氣說:「男人是小孩。」

本文出自《半幸福婚姻》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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