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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

宛如是一名唸研究所時充滿文創理想的年輕人。畢業時在臺北找到了一份夢寐以求的文創工作,月薪不算低四萬。她於臺北市郊外租了一個小房間,開啟人生青春夢。

一張床、一個書桌、房租八千元,上班地點大安區,搭公車加捷運約一小時。她每天七點出門,晚上加班至十點才下班,回到家裡已經夜裡十一點。洗把臉,沖個澡,喝杯熱水,想把白天工作不熟悉的地方翻書查閱一下,厚重眼皮已然垂下來;她只能倒頭入睡。她的工作是文創,但沒有太多時間寧靜蓄累自己的創意能量。她知道自己正在學習,但也正被掏空。

每個月她省吃儉用,吃、住、交通外,薪水只剩兩萬元。她寄了五千元給鄉下的媽媽,剩下二千元買書、偶爾看場電影、或者女孩子給自己添件衣裳……日子如此精打細算,她一個月大概存下臺幣一萬元,年利息○‧九%。

每天她在臺北大城市走過大樓公寓,對她那仿若一個永遠高不可攀的嚮望,那些報紙刊登的豪宅價格,完全是海市蜃樓,另一個世界。

宛如想回家,可是家鄉沒有文創的工作。她只能選擇當一名大城市中的小螞蟻,每日辛苦勤勞之餘,偶爾抬頭看看臺北樓與樓之間有限的窄小天空,「總有熬出頭的一天吧!」她如此激勵告訴自己。

工作三年,宛如決定增加收入,並且多觀察人群,週末到星巴克打工。我在那裡遇見了她,她藏了三週,終於鼓起勇氣拿著我的書《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盼我簽名。指著其中一行文字:「只要真誠地專注於一些有價值有意義的人與事,那怕一無所有,光著腳,世界不會在我們的眼前倒塌」然後說:「我相信妳,文茜姐……我會專注努力下去。」

走出咖啡店,我手上那一杯咖啡是鹹的,因為裡頭滴落了我許多淚水。我們是一群作者,成長於臺灣起飛繁華的年代,我的工作是鼓勵現下挫折的人們;但現實體制的不公、失靈的世界對年輕人的壓迫,我無能為力。剎那間,我覺得自己多麼虛弱。

我們坐視臺北的房價高漲已到了「暴政」的地步,可是發出怒吼之聲的人卻少之又少。如今在臺北擁有一間像樣的房子,已經成為臺灣整個社會階級的象徵。年輕一代渴望工作或者有前途的機會,均聚集於臺北。在臺北沒有一棟房子,代表你的孩子皆是「宛如們」;他們的青春不是拿來作夢的,而是拮据疲困的。由於房租、外食……打從青春時期,他們的生命即銬上了枷鎖,沉重無比。父母親是否擁有一棟臺北的房子,對年輕人而言好似印度的「種姓世襲制度」,擁有者青春是彩色的,非擁有者只能蝸居某個角落;她的青春注定是黑白的。燈會LED照映的色彩中,宛如走入繽紛世界,她笑著和其中一只象徵奔馳的馬燈,拍拍照,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停滯的生活告別。

自從經濟大崩壞之後,全球皆實施接近零利率政策……隨之而來的便是資金不流入生產,反而流入大都會房地產。房價攀升,在瑞士、德國、香港、東京、倫敦、吉隆坡……唯一有效控制的是新加坡。但這些所謂房價飆漲的國家,柏林漲幅一○%,瑞士九%,香港約三五%…而臺北有的甚至高達二○○%。

一位想競選臺北市長的候選人告訴我,臺北的高房價在國際市場上簡直毫無道理,他很想問中央政府在做什麼?因為地方政府毫無權限!我告訴他香港近日政府釋出大量土地,準備蓋公租屋打房;德國準備課房價暴利稅高達四○%,若炒房利益超過二五%,問責刑事罪「坐牢」。這些國家皆明白一件事,房屋並非僅是經濟產物,它同時是基本人權,任由房價高漲的政府,是殘害基本人權的政府;其意涵不下於迫害「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尤其過高的房價對經濟沒有助益甚至有傷害,等於變相鼓勵人們將資金從具生產效能的領域抽走,投入死灘灘的土地。

臺北房價「大躍進」的真相是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一%有錢人資金囂張肆虐,政治淪為利益團體的工具,政策變成為富人量身打造的提款機。公義淪喪,政府無視一船民眾的痛苦,喊了許久的「社會正義住宅」或「房屋平台」,仍如空中樓閣。自二○○八年以來,產業更空洞化、競爭力更衰退、社會更貧窮化。以致一個不向命運低頭的女孩,只能抓著幾句書寫者的語句,每日如誦唸珠般,不斷安慰自己。

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

本文出自《樹,不在了》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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